江浩(1880—1931)，原名江文浩，字注源，出生于玉田县散水头镇北刘家桥村。

　　青年时代的江浩，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朝政府的腐败，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他自费到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积极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1912年转为中国国民党员，并与李锡九等人一起共同创建了国民党燕支部，曾当选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27年后曾任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命军事裁判所所长、两湖(湖北、湖南)特委书记等职。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位像松柏那样长青的革命元老”。

　　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三十多年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上，江浩舍家忘我，历尽艰辛，百折不挠，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献身革命，甘于清贫

　　从日本留学归来，江浩本可以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过上安稳而又富裕的生活。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了实现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大理想，他舍家忘我，献身革命，长期与艰难困苦相伴。1920年5月13日，他自广州写给夫人刘玉莲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至儿辈就学各项费用，其责任本应由予负担，以尽为父义务。只因时运未至，且不肯违心作事，以致数载奔波，不惟少过家门，即外边亦无正当休止处所。自己受苦，当不足惜，乃竟以教育花销累吾贤妻，问心何以能安……”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江浩因为“不肯违心作事”，执着地为革命事业奔波,不但无力供养子女上学，连自己“亦无正当休止处所”，只能“偏累”自己的妻子“扶持一切”。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江浩受到极大的震动，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反思自己曲折的革命经历，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逐渐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1920年，江浩回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如他后来追忆的：“摸索了十多年呀!直到十月革命后，我才懂得，只有马列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呀!”

　　此后，江浩利用国会议员的合法身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国会议员的薪金是比较高的，每月四百银元。凭他的薪金，一家人完全可以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但他知道，当时我党处于初建时期，经费相当困难，因此他把薪金的大部分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自己仍然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他不饮酒，不吸烟，更不到戏园、电影院、公园、游艺场所去。

　　1924年，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法租界36号普爱里租了一栋即隐密、交通又极方便的房子作为党的秘密机关。根据组织安排，江浩接来家眷以掩护工作。期间，他很少请客赴宴，更不讲究衣着。他经常教育子女说：“衣以蔽体，只要整洁就可以了，不要追求华丽，不要做衣服的奴隶”;“一个人的好坏，被人看得起还是看不起，不是看你穿得好坏，品质好的人穿衣破也是好人，品质恶劣的人，穿多好也是丑恶的。”

　　坚守革命气节，拒绝重礼肥缺

　　1923年，北洋军阀大头目曹锟想当总统，而自己的名声又实在臭不可闻。于是，他公开以金钱买票，哪个议员投他的票，他就送给一张5000银元的支票。而在国会议员中，江浩声望较高，影响较大，把他拉拢过来，必然带动一大批人。派谁去向江浩行贿呢?曹锟的幕僚们想到了江浩的一位盟兄弟，此人名叫武宜亭，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主事、京兆尹(北京市长)办公署参议等职。

　　武宜亭按照曹锟的旨意找到江浩，先打开一个红绸布包，里边是一张两万银元的支票，然后对江浩说：“只要你在选票上写上‘曹锟’两个字，不但这张支票归你所有，你还可以任选一个县去当县知事(县长)!”当时，即当议员又当县知事，就可以挣两份工资，何况县知事的收入并不仅仅以工资为限。但是，江浩对曹锟的所作所为极为痛恨，面对金钱与官职的诱惑他不但没有喜形于色，反而义愤填膺，当即怒吼道：“只有管铜子叫爸爸的人才会选他(曹馄)!”武宜亭没想到江浩的态度如此强硬，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只好悻悻而别。此事传开后，“金骨头江浩”的美誉不胫而走。

　　当年6月下旬，为了抵制曹锟的贿选阴谋，在江浩、李锡九等人的积极带领下，一大批国会议员愤然离京南下，先到天津集合，然后转赴上海。江浩与南下的185名议员于6月28日发表《宣言书》，阐明了离京原因和返京条件，几天后又发表《致两院同人书》，呼吁两院议员共同行动，坚决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丑恶行为。

　　但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离京南下的部分国会议员丑态百出。有的议员南下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曹锟贿选，而是担心曹锟开出的是空头支票，投他的票很可能要“赔了夫人又折兵”，白白给人留下笑柄;有的议员离京南下只是碍于面子，担心因受贿而留下骂名，不得不充一充硬汉。这些动机不纯的议员过了一段时间便偷偷地跑回北京，从曹锟那里领取了支票，出卖了自己的人格和灵魂。由于这些原因，致使曹锟贿选总统的阴谋得逞。这届国会因此而被人们骂为“猪仔国会”，接受贿赂的议员被卖为“猪仔议员”。

　　许多真心反对曹锟贿选的议员，看到毫无结果，也便心恢意冷，离开上海，自谋生路去了，唯有江浩等少数议员矢志不移。为了表示坚持到底的决心，江浩还将眷属接到上海。1924年元旦，江浩全家在上海合影留念，他在这张合影的背面写道：“客夏北京政变，两院同人，主持正谊，南走沪滨，数逾百余。亦其一半年奋斗，竟无好果，同人多数他往，亦难言矣!余生性愚执，尚不以此自馁。时值岁暮，人人携眷分散，余决接眷南来……”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江浩在困境中顽强不屈，无怨无悔，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意志和崇高的气节。

　　光荣的革命之家

　　从走上革命道路那一天起，江浩就经常向家人宣传革命思想，鼓励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献身。在江浩的教育和影响下，一家人全部成为革命者，被誉为“光荣的革命之家”。

　　江浩的夫人刘玉莲，出生于珠术坞村(今属虹桥镇)一个中医世家，是一位缠过足又没有上过学读过书的家庭妇女。他善良而又贤慧，独自承担着家务重担。在天津地委机关居住时，刘玉莲除了操持家务，还为掩护党的机关操心费力。江浩对她体贴、尊重，有空时还帮助她学习文化，从拚音字母开始教，一直教到她能写信，会记事。夫妇两个和睦相处，互敬互爱。

　　江浩的几个子女都是坚贞不屈的革命者。长女江韵清青年时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北方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还曾当选为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委员。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9年起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江韵清的家成为敌战区抗日堡垒，她与丈夫张树德(丰润石各庄人，天津民革创始人)掩护抗日人员出入天津，代购军用物资，并多次输送爱国青年去冀东参加抗日队伍。抗日战争胜利后，江韵清夫妇继续负责秘密联络工作，她家仍是秘密联络点。

　　江浩的儿子江震寰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入党，于同年六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九月肄业，然后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共青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1926年11月23日，奉系军阀褚玉璞以“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罪名，逮捕了正在开会的江震寰等15人。江浩闻讯，立即向国民党中央申请营救费，命王积衡从广州返回天津营救，还特别嘱咐王积衡，“不要偏重营救震寰一人，要照顾全案”。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六天，禇玉璞将江震寰等15人押赴刑场。临刑前，烈士们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昂首挺胸，视死如归。特别是江震寰，拒不跪地受刑，连中三弹后英勇就义。看到这样的情景，许多市民感动得热泪盈眶。

　　江浩听到这一噩耗，心中十分悲痛。他把悲痛化为力量，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此后不久，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二女儿江挹清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家乡播撒革命火种

　　从1916年开始，江浩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借助回家休假或省亲的机会，在他的家乡北刘家桥(今属散水头镇)创办农夜校和女子小学，还组织了息讼会和阅读社，对唤起当地民众的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1916年7月，江浩亲手创办了玉田农民的第一所业余学校——农夜校，校址在北刘家桥村北的一座寺庙——“后庵”(已毁)。办学经费来自两个方面。经江浩与县教育局联系，每年为这所夜校拨发铜钱500吊;办学经费不足时按地亩向村民摊派。此外，江浩还曾带头向学校捐款。

　　农夜校招收家境贫困的农村青年入学，一律免费。农夜校以《平民识字课本》为教材，上课时间一般是在中午或者夜晚。教师从在乡知识分子中聘请。农夜校很受欢迎，最兴盛的时期，在校人数达200多名，不但有本村的，也有邻近村庄的。江浩曾经多次为学生讲课，启发教育学员珍惜学习机会，刻苦学习。农夜校的开办，使青壮年农民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受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播下了反对封建、追求自由的种子。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人力物力的限制，农夜校不可能长期坚持。1918年以后，县教育局停止拨款，农夜校被迫停办。

　　女子小学的校址设在北刘家桥的另一座旧寺庙内，第一期就有20几名学龄女孩入学。女子小学在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大力宣传妇女解放的进步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与父母包办婚姻等封建陋习。江浩及其女儿江韵清都曾到女子小学讲过课，还向女子小学赠送过地球仪、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一些图书杂志。

　　息讼会由德高望众的人士和在乡知识分子组成，其宗旨是调解民事纷争，促进街坊邻里和睦相处，免除或减少诉讼，近似于现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江浩组织的息讼会在解决民事纠纷的同时，还经常揭露官府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激发群众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热情。因此，这个组织深得群众的信赖。

　　阅报社相当于现在的农村图书室，设在农夜校内，从农夜校经费中抽出一点钱，订阅一些进步报刊，购买一些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图书，供农民群众自由阅读。阅报社的管理人员，由农夜校的义务教员代管。阅报社的成立，在当时文化极其落后的北方农村，确实是一大创举，它不仅开阔了农民的眼界，使农民大长见识，而且诱导农民关心时事政治，了解国内外形势，加速了农民群众反封反帝思想的形成。

　　1925年，已经成为天津地委领导人之一的江浩，为躲避军阀政权的揖捕，一度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当年六、七月间，以县教育局的名义开办了“全县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会期10多天，到会教师300余名。在讲习会上，江浩聘请回乡度假的京津高校进步学生给小学教师讲课，讲授了“文法”、“国音字母”等教学业务知识，同时利用演讲的形式，介绍当时的国内外大事，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期间，江浩还组织师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激发师生和全县人民的爱国热情，引导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我县一些早期革命者，如李立元、肖质斋、王佩青、张明远等等，都是以这次讲习班为起点，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的。

位于玉田县散水头镇北刘家桥村的江浩故居

　　讲习班结束后，江浩又把张明远等积极分子吸收为共产党员，并扶持和指导这些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组织。玉田县的农民运动之所以开展得如火如荼，与江浩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