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廉政文化建设的几点做法 |
文章来源： 2013-11-06 14:38
廉政文化建设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党的十七大对反腐倡廉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反腐败是个世界性的课题，许多国家都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预防和惩治腐败不可缺少的一环。一些国家的廉政状况良好，除了体制、法制、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有一种为全社会所认可并被公民接受和遵循的廉政文化。因此，总结和借鉴国外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对于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建设也大有裨益。
一、道德建设构成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西方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是源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而和政治原罪论相对应的一种价值观。其核心理念是提倡对公职人员进行道德教育，由此净化人性的“恶”，这是预防和杜绝公职人员腐化的治本之途。这是基于西方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即文化可以使人格深深地改变，可以使人放弃他的自私自利。因为，人与人之所以可能相互合作，乃是由于个人感情和忠诚中产生了一种道德的力量，并不被外力所约束。道德教育可以使政府官员建立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健康的道德价值是反腐倡廉的基础。
美国非常重视从政道德对防治腐败的重要作用，道德要求明确、具体，并不断加强道德立法。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是美国现代公共道德管理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1989年，国会通过的《道德改革法》，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官员的道德约束。1992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的《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礼品、利益冲突、职权行使、兼职、职外活动等多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集中体现了从政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同时，为了使道德建设具备可操作性，联邦政府设立了联邦政府的道德建设指导机关——道德署。联邦政府各部门都有道德官员办公室，地方各州、市也设立了道德署或道德委员会。道德署的主要职责就是制定、修订公务员道德准则；开展道德教育和培训，让公务员明白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接受道德咨询，公务员遇到疑惑可随时通过电话、邮件或传真向道德署咨询，避免因不了解道德界限而违法，等工作。严格的官员道德准则和健全的政府道德机构，增强了公务员的廉洁自律意识，也起到了预防违纪违法的作用。
新加坡把公务员的人生信仰、道德操守放在第一位，其次才强调外在的法纪约束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全社会构筑了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新加坡提倡诚实、正直的道德观念，贪污受贿是最可恶的行为，廉洁、诚实、秉公守法才是为人之道。对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从开始任职，就要写出宣誓书宣誓，遵守公务人员守则和条例，遵守职业道德，遵守法律法规，进行道德自律。新加坡的道德教育，虽然朴实无华，但很有针对性，效果十分明显。在德国，每个公务员在上岗前需签“廉政合约”，并在国旗下宣誓，要以“传统的普鲁士官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做到廉洁奉公，公私分明。 北欧国家普遍认同“文化是制度之母”，十分重视廉政文化的培养，公民大多养成了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而以权谋私则被视为令人唾弃的行为。这些对公务员的廉洁自律、对全社会形成崇廉、尚廉的好风气有极大的影响力。这是北欧不用重典依然廉政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健康健全的道德建设是西方国家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并且它们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普遍重视道德建设的立法工作，注重从机制制度上加强道德建设。
二、新闻媒体的监督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新闻媒体通过舆论倾向的引导和信息传播中附带的特定的价值取向对公众的政治态度进行影响，是一种典型的“软权力”。在美国，新闻媒体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腐败现象的揭露，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以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为代表，其著作《城市之耻》对美国城市的政治腐败现象进行了揭露。这样的新闻监督，不仅促进了社会良心和公民道德、政治意识的觉醒，而且对腐败分子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从而提高了政府官员的腐败成本。由此，政府官员明目张胆地利用职权寻租或创租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
从以上得知，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是促进官员道德建设。美国政府官员的职业操守，有法律法规严格要求，对他们私德的监督主要来自新闻媒体。2007年9月底，美国广播公司披露，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马克•福利曾用电子邮件对在国会实习的中学生进行性骚扰，联邦调查局和佛州执法部门随即介入，对福利展开犯罪调查。“电邮性丑闻”不仅迫使福利不体面地结束了政治生涯，还严重影响共和党声誉。来自民众和媒体的压力常使美国政府官员时刻具备危机意识，因担心失去民众支持而不敢放纵自己。前总统克林顿因“拉链门”事件遭弹劾险些下台，就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在“国际透明组织”最近公布的全球廉洁指数中，日本位列第17位，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日本的新闻媒体在揭露政府高官的腐败丑闻方面可与美国媒体相媲美。日本首相森喜朗与黑社会头目吃饭的照片就是被新闻媒体曝光的；2007年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远藤武彦的金钱丑闻也是被媒体爆出的。
新闻媒体发挥的舆论监督的本质在于，它是行使自身权利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进行监督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功能。通过这个功能的行使，在社会和公众之间营造一个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这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目的。
三、营造廉政清洁的社会氛围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
廉洁与腐败，是官员从政行为的表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现象，常常是人们相互影响的结果。人在心理上大都具有从众性，周围的多数人怎样说、怎样做，对个人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文化氛围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芬兰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清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极为少见。因为芬兰通过长期的廉政教育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加强各方面有效的监督，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崇廉文化氛围，使得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行为如同偷盗抢劫一样，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没有生存空间。人们不愿投机取巧、通过歪门邪道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习惯于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去创造财富，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利益。所以，极少有运用权力贪污受贿的，也极少有走后门送礼行贿的。
瑞典也是一个廉洁度很高的国家。在瑞典，幻想通过受贿来发财是不可能，也是非常羞耻的事。如果一位官员被发现用权力做交易的话，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瑞典前副首相莫娜•萨林1995年因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引起非议而被迫辞职。在瑞典，反腐败不仅仅是检察官和法官的事，而是全社会都关注的事情。瑞典的民众和媒体都有很强的监督意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高出他的收入水平，那么很快就会有人举报他。然后税务部门就会派人来查他是否有额外的收入。
因此，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有利于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培育一个廉洁公正的社会氛围。
四、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榜样力量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率先垂范，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恪尽职守，克己奉公，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和楷模。这种榜样的力量影响深远。日本的“耻感文化”视名誉和尊严至高无上，普遍形成了“官德降，民德毁”的观念，比较重视官员的榜样力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从政40多年，其本人的言行就是一部廉政的活教材，对于推动新加坡的廉政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韩国前总统金泳三1993年上任伊始，就带头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压缩总统办公费用，关闭总统府高尔夫球厂，降低总统午餐标准，为廉政建设开了好头。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在印尼，苏哈托将其家族的坟墓建在与其妻有远亲关系的莽•库尼卡拉王朝的陵墓附近，目的在于显示其显赫的出身，为其家族非法攫取的民脂民膏罩上合法的光环。上层社会私欲、贪欲的恶性膨胀严重伤害了整个社会应有的对名誉和尊严的挚爱与追求。
在廉洁文化建设中，领袖人物应该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和楷模。实践证明，新加坡廉政文化和廉洁文化建设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领袖人物能够以身作则，政府高层领导人树立好的榜样，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印尼和菲律宾等东亚国家，贪污腐败之所以衍生为一种社会风气，政府高层领导人的不良影响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五、新招迭出的反腐方式使廉政文化建设异彩纷呈
印度民间反腐组织“第五支柱”日前抛出一个全新的创意，希望能触动印度官场上的腐败风气。“第五支柱”的创意是：发行“反腐钞票”——直接套印印度50卢比的钞票票面，上面的甘地头像、水纹标志和其他文字与真钞无异，不同的是，50卢比的币值换成了0卢比，印度央行的印章则换成了“我承诺决不受贿也不行贿”的口号。这种“反腐钞票”的用途是：如果普通百姓遇到伸手索贿的贪官污吏，就把这种钞票递给他们，以期威慑或者唤起官员们的良知，但同时又不会激怒这些掌握实权的官员。据“第五支柱”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印度南部城市发出了2.5万张这样的钞票，而这只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发行“反腐钞票”的第一步。“第五支柱”的目标就是把“反腐钞票”渗入到“印度社会的所有阶层”。
俄罗斯托姆斯克市“托姆斯克州反腐败联盟”于2006年6月发起“无腐败城市”宣传活动，并酝酿用垃圾为腐败官员立碑。组织发起这项活动的有该市一些社会团体、青年组织和新闻媒体。在此期间要举行“社会腐败问题及解决办法”大型研讨会上许多人认为，由于贪官往往标榜自己“廉洁奉公”，而实际上就是“社会垃圾”，那就最好用垃圾之类的东西为他们立个碑。政府官员腐败现象被老百姓斥之为俄社会的“垃圾和毒瘤”。用垃圾为腐败官员立碑，的确是新奇而又形象之举。
总之，总结国外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对于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注重廉政文化的艺术性、创新性、特色性，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示范、熏陶、导向作用，都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林学启(1969-)，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山东省委党校党史部，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研究。
一、道德建设构成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西方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是源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而和政治原罪论相对应的一种价值观。其核心理念是提倡对公职人员进行道德教育，由此净化人性的“恶”，这是预防和杜绝公职人员腐化的治本之途。这是基于西方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即文化可以使人格深深地改变，可以使人放弃他的自私自利。因为，人与人之所以可能相互合作，乃是由于个人感情和忠诚中产生了一种道德的力量，并不被外力所约束。道德教育可以使政府官员建立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健康的道德价值是反腐倡廉的基础。
美国非常重视从政道德对防治腐败的重要作用，道德要求明确、具体，并不断加强道德立法。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是美国现代公共道德管理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1989年，国会通过的《道德改革法》，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官员的道德约束。1992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的《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礼品、利益冲突、职权行使、兼职、职外活动等多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集中体现了从政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同时，为了使道德建设具备可操作性，联邦政府设立了联邦政府的道德建设指导机关——道德署。联邦政府各部门都有道德官员办公室，地方各州、市也设立了道德署或道德委员会。道德署的主要职责就是制定、修订公务员道德准则；开展道德教育和培训，让公务员明白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接受道德咨询，公务员遇到疑惑可随时通过电话、邮件或传真向道德署咨询，避免因不了解道德界限而违法，等工作。严格的官员道德准则和健全的政府道德机构，增强了公务员的廉洁自律意识，也起到了预防违纪违法的作用。
新加坡把公务员的人生信仰、道德操守放在第一位，其次才强调外在的法纪约束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全社会构筑了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新加坡提倡诚实、正直的道德观念，贪污受贿是最可恶的行为，廉洁、诚实、秉公守法才是为人之道。对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从开始任职，就要写出宣誓书宣誓，遵守公务人员守则和条例，遵守职业道德，遵守法律法规，进行道德自律。新加坡的道德教育，虽然朴实无华，但很有针对性，效果十分明显。在德国，每个公务员在上岗前需签“廉政合约”，并在国旗下宣誓，要以“传统的普鲁士官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做到廉洁奉公，公私分明。 北欧国家普遍认同“文化是制度之母”，十分重视廉政文化的培养，公民大多养成了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而以权谋私则被视为令人唾弃的行为。这些对公务员的廉洁自律、对全社会形成崇廉、尚廉的好风气有极大的影响力。这是北欧不用重典依然廉政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健康健全的道德建设是西方国家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并且它们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普遍重视道德建设的立法工作，注重从机制制度上加强道德建设。
二、新闻媒体的监督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新闻媒体通过舆论倾向的引导和信息传播中附带的特定的价值取向对公众的政治态度进行影响，是一种典型的“软权力”。在美国，新闻媒体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腐败现象的揭露，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以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为代表，其著作《城市之耻》对美国城市的政治腐败现象进行了揭露。这样的新闻监督，不仅促进了社会良心和公民道德、政治意识的觉醒，而且对腐败分子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从而提高了政府官员的腐败成本。由此，政府官员明目张胆地利用职权寻租或创租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
从以上得知，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是促进官员道德建设。美国政府官员的职业操守，有法律法规严格要求，对他们私德的监督主要来自新闻媒体。2007年9月底，美国广播公司披露，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马克•福利曾用电子邮件对在国会实习的中学生进行性骚扰，联邦调查局和佛州执法部门随即介入，对福利展开犯罪调查。“电邮性丑闻”不仅迫使福利不体面地结束了政治生涯，还严重影响共和党声誉。来自民众和媒体的压力常使美国政府官员时刻具备危机意识，因担心失去民众支持而不敢放纵自己。前总统克林顿因“拉链门”事件遭弹劾险些下台，就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在“国际透明组织”最近公布的全球廉洁指数中，日本位列第17位，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日本的新闻媒体在揭露政府高官的腐败丑闻方面可与美国媒体相媲美。日本首相森喜朗与黑社会头目吃饭的照片就是被新闻媒体曝光的；2007年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远藤武彦的金钱丑闻也是被媒体爆出的。
新闻媒体发挥的舆论监督的本质在于，它是行使自身权利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进行监督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功能。通过这个功能的行使，在社会和公众之间营造一个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这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目的。
三、营造廉政清洁的社会氛围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
廉洁与腐败，是官员从政行为的表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现象，常常是人们相互影响的结果。人在心理上大都具有从众性，周围的多数人怎样说、怎样做，对个人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文化氛围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芬兰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清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极为少见。因为芬兰通过长期的廉政教育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加强各方面有效的监督，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崇廉文化氛围，使得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行为如同偷盗抢劫一样，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没有生存空间。人们不愿投机取巧、通过歪门邪道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习惯于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去创造财富，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利益。所以，极少有运用权力贪污受贿的，也极少有走后门送礼行贿的。
瑞典也是一个廉洁度很高的国家。在瑞典，幻想通过受贿来发财是不可能，也是非常羞耻的事。如果一位官员被发现用权力做交易的话，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瑞典前副首相莫娜•萨林1995年因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引起非议而被迫辞职。在瑞典，反腐败不仅仅是检察官和法官的事，而是全社会都关注的事情。瑞典的民众和媒体都有很强的监督意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高出他的收入水平，那么很快就会有人举报他。然后税务部门就会派人来查他是否有额外的收入。
因此，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有利于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培育一个廉洁公正的社会氛围。
四、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榜样力量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率先垂范，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恪尽职守，克己奉公，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和楷模。这种榜样的力量影响深远。日本的“耻感文化”视名誉和尊严至高无上，普遍形成了“官德降，民德毁”的观念，比较重视官员的榜样力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从政40多年，其本人的言行就是一部廉政的活教材，对于推动新加坡的廉政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韩国前总统金泳三1993年上任伊始，就带头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压缩总统办公费用，关闭总统府高尔夫球厂，降低总统午餐标准，为廉政建设开了好头。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在印尼，苏哈托将其家族的坟墓建在与其妻有远亲关系的莽•库尼卡拉王朝的陵墓附近，目的在于显示其显赫的出身，为其家族非法攫取的民脂民膏罩上合法的光环。上层社会私欲、贪欲的恶性膨胀严重伤害了整个社会应有的对名誉和尊严的挚爱与追求。
在廉洁文化建设中，领袖人物应该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和楷模。实践证明，新加坡廉政文化和廉洁文化建设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领袖人物能够以身作则，政府高层领导人树立好的榜样，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印尼和菲律宾等东亚国家，贪污腐败之所以衍生为一种社会风气，政府高层领导人的不良影响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五、新招迭出的反腐方式使廉政文化建设异彩纷呈
印度民间反腐组织“第五支柱”日前抛出一个全新的创意，希望能触动印度官场上的腐败风气。“第五支柱”的创意是：发行“反腐钞票”——直接套印印度50卢比的钞票票面，上面的甘地头像、水纹标志和其他文字与真钞无异，不同的是，50卢比的币值换成了0卢比，印度央行的印章则换成了“我承诺决不受贿也不行贿”的口号。这种“反腐钞票”的用途是：如果普通百姓遇到伸手索贿的贪官污吏，就把这种钞票递给他们，以期威慑或者唤起官员们的良知，但同时又不会激怒这些掌握实权的官员。据“第五支柱”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印度南部城市发出了2.5万张这样的钞票，而这只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发行“反腐钞票”的第一步。“第五支柱”的目标就是把“反腐钞票”渗入到“印度社会的所有阶层”。
俄罗斯托姆斯克市“托姆斯克州反腐败联盟”于2006年6月发起“无腐败城市”宣传活动，并酝酿用垃圾为腐败官员立碑。组织发起这项活动的有该市一些社会团体、青年组织和新闻媒体。在此期间要举行“社会腐败问题及解决办法”大型研讨会上许多人认为，由于贪官往往标榜自己“廉洁奉公”，而实际上就是“社会垃圾”，那就最好用垃圾之类的东西为他们立个碑。政府官员腐败现象被老百姓斥之为俄社会的“垃圾和毒瘤”。用垃圾为腐败官员立碑，的确是新奇而又形象之举。
总之，总结国外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对于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注重廉政文化的艺术性、创新性、特色性，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示范、熏陶、导向作用，都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林学启(1969-)，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山东省委党校党史部，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研究。